超越“五四”

李嘉树   胡泽莹

从中学的《中国历史》到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科书总是浓墨重彩地渲染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学子走出书斋、走向街头，高呼响彻云霄的口号，反对日本继承德占山东的主权，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义愤填膺的青年学生随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似乎很熟悉，虽然它发生在九十年前；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似乎又很陌生，毕竟它发生在九十年前。很多人熟悉它，是因为这是考试的“重点”。无论大考小考，“五四”运动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机械的记忆如果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只能带来深深的误解和迅速的遗忘。托克维尔有言：“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诚哉斯言！回首“五四”运动，不只是重温一段逝去的历史，更重要地是让它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人素来关怀国事民瘼，青年学生更是如此。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清季的“公车上书”，学生爱国运动薪火相传。有人认为“五四”是激烈地反传统，但这次，学生们又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传统。面对巴黎和会弱肉强食的分赃，面对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青年学子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1919年的5月4日，是风和日丽的周末，但他们无暇休闲娱乐。中午，他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宣读了《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 “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这份文言宣言的作者是许德珩，5月3日晚上，他在北大西斋宿舍撕碎床单、书写标语。落魄的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只能一半用来铺、另一半用来盖。现在，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床单……读到许德珩的故事时，我不禁一阵心酸。记得有媒体报道，老师问学生：“假如再有敌国入侵，你们怎么办？”“跑”，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个“真诚”的回答令人痛心疾首，难道他们忘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吗？忘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了吗？

黑格尔说，大学是国家的心脏。如果大学生都没有担当、浅薄懦弱，那么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希望。“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五四”学子的爱国激情燃亮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至今都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太阳尚且有黑子，“五四”运动也并非十全十美。“五四”运动也留下了些许遗憾，令人深思。受过“德先生”和“赛先生”教育的青年学生游行示威，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颂扬。然而，是否应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直以来都有争论。本来，学生领袖傅斯年并没有计划围攻赵家楼，但局势的发展已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事后，梁漱溟撰文：“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哪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梁甚至要学生接受审判！较之众多为痛打“卖国贼”欢呼的言论中，粱漱溟貌似荒唐的主张却体现着冷静而深刻的思考。“爱国”，不能丧失理智，更不能践踏法律。未经法庭裁决的人，哪怕他是“卖国贼”，别人也不能随意制裁他……这些简单的道理却经常被遗忘，实在是令人遗憾。反思“五四”，如果还在为赵家楼的火光兴奋不已，那么，这证明了我们离法治的精神还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正是因为白璧微瑕，才留给后人前行的空间。爱国且不失理智，则既是继承“五四”，更是超越“五四”。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李嘉树，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胡泽莹，安徽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