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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幸福的语文人

——我所认识的周正逵先生

作者:唐小平 录入:qry 来源:本站原创 2013-11-26 09:23:53 

    唐小平  中国修远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关村教育新媒体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副理事长。在《学科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出版发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主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等国家级报刊发表论文《通过个性化达到个别化》《学术与良知铸造品牌》等100余篇。主编或参编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华书局)、《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综合实践活动》(人民出版社)、《语文名篇学习辞典》(语文出版社)、《语文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等数十套(册)大学教材、中学教材和小学教材,以及辞书等书籍。

周正逵(右一)与唐小平(右一)

    Ⅰ

   我的一生是幸运的。在我固定生活和工作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遂宁、成都、北京三个城市中,都有不遗余力奖掖我的前辈师长,使我在成长的道路上顺利实现了“三级跳”。
    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使我能够身在遂宁市心系北京城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北京城里有一位我可以随时与他通信、与他通话,可以随便向他请教、向他求助的重要人物。因为有了他,我在那个刚刚从遂宁县升为遂宁市的小小的城市的小小的中学里当一名小小的老师,便似乎就有了高人一等的自大。这位赐予我力量的他,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周正逵先生。
    第一次见周先生,是1986年夏天在太原召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研讨会暨实验教师培训班上。先生那时的年龄应该与现在的我基本相当,但是他那种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面貌确实是今天已然暮气初现的我辈绝对望尘莫及的。会期数天的几百号人的全国性会议,周先生布下了一个强大的气场,无疑他是这个气场光彩夺目的最中心。于是对他的仰慕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便有了厕身其门墙的冲动。
    冲动是魔鬼。人一旦着了魔,就无药可救了。太原会议结束回到遂宁之后,我便恭恭敬敬地给周先生写了一封“投名状”。在忐忑的期盼中,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在遂宁中学收发室一眼看见毛泽东手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个红色大字的牛皮信封时,那激动的心情不亚于数年后所经历的那一场洞房花烛夜;当继而展阅彩笺,拜读先生用一位改革家滚烫的赤心写就的文字——热情鼓励、悉心指导,那种狂喜的心情不亚于数年前所经历的那一场金榜题名时。
    从此以后,鸿雁传书就成了家常便饭。
    1988年春节期间,我专程到北京拜会周先生,他和夫人李凤仙老师设家宴接待了我。也许,这应该算作是我投身周老师门下的一场不太拘于古礼的仪式。从此以后,除了鸿雁传书之外,便有了师徒二人或促膝或并肩的身影。
     1991年夏天,在老师应邀为数家语文媒体在成都联合举办的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做完报告后,我用半私半公的名义把他接到遂宁。七八个小时、二百多公里的长途中,破破烂烂的省道、吱吱嘎嘎的客车,一路经久不息的是师徒二人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重要性的对话,关于文言文教学坚决废除串讲法、科学开展诵读法的问答。
    大约是1995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上并肩走来一老一少两位外乡人,他俩正在津津有味地讨论着一个叫作“模块式语文教材”(类似于10年后高中课改中推行的必修与选修模块教材)的话题。其专注程度令龟山肃穆、蛇山颔首,长江无语、汉水忘情。这俩就是周老师和我。记得是老师为进一步修订高中语文教材之事,约我在江城一晤。之所以选择武汉,是因为彼时典大哥(史绍典)已由公安一中校长荣升湖北省教研室副主任,并即将取雷秋山先生省中语会老大之席位而代之主政一方语文。在我眼里是,周、史、唐,期待老中青三结合,搞出个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跨世纪方案来。先生近著《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第273页那张有望成为经典的“琴台会”二人老照片就是知音式师徒或者师徒式知音的明证。(记得该照片就是走完长江大桥后继续前行至古琴台知音亭所得。)

    ……

    全国范围内的语文界人士对周正逵这一姓名的熟知,是上世纪80年代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套分编型高中语文实验教材问世开始的,所以人们大都只知道他是一位语文教材专家。殊不知其实他是一位罕见的完整的语文人,而且他从事以居于学科中心地位的教材研究与编写工作也并非始于其在人教社的履历。
    几乎人人都要学语文,所以略去先生中小学读书这段经历不谈。先生上大学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范的中文应该是最相关并接近于“语文”二字吧。50年代留校任教语文教材教法,60年代去景山学校搞中小学语文整体改革实验(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并编写语文实验教材),70年代初去北京市东城区教研室研究语文,70年代后期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研究并编写语文教材;本世纪初退休以后,仍然受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研究部门和教育出版部门的特聘,参与制定语文课程标准、主持编写语文教材。迄今近60个春秋,一直活跃于语文领域,此“完整”其一也。先生既教学和研究了大学语文,又教学和研究了中学语文,还教学和研究了小学语文;此“完整”其二也。既从事了一线语文课堂教学,又专事了语文教学研究,还编写和审定了大量语文教材;此“完整”其三也。
    环顾周遭,如此完整之语文人者,有几许欤?
    先生这种完整的语文履历,为他全面周详地思考和回答中小学语文问题提供了无比坚实的基础,也使他大大的有别于某些盲人摸象似的研究家。

    如果认为周正逵先生仅仅是一个完整的语文人,是一个具有多层意义上的完整性的语文人,那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周正逵先生更是一个积极的语文改革者。且不说先生上世纪60年代在景山学校是如何扎扎实实地开展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单说他从80年代迅速进入全国语文人的视野开始,就是一个屹立于时代潮头的向百年旧传统宣战的改革家形象。他的许多宣言式的改革主张非常兼具战斗性和建设性,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比如他大声疾呼的“教学改革要敢于冲大纲”,对于长期在传统思想桎梏之下的广大基层教师甚至绝大部分教育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破除教学大纲的神秘性,放手开展教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再如,当人们习惯于或者无奈于现代文教学教者无聊、学者无趣,教与不教一个样,似乎病入膏肓的时候,周先生给下了明确的诊断书:缺少明确的训练目标、缺少周密的训练计划、缺少系统的训练内容、缺少科学的训练方法;周先生还给出了宝贵的治病良方: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变“阅读本位”为“分进合击”,变“文体循环”为“能级递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有破有立,破旧立新;破字当头,立字生根。改革的旗帜何等鲜明!至于由周先生主编的那套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上第一次教材以主编负责制运行编写的高中语文教材,其改革的力度甚至超乎专业人士想象,当年亮相堪称惊艳!且不说立意高、体例新、容量大这些内在性的特征,单单是封面上的书名《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和《写作与说话》就完全颠覆了几十年来看惯了大大的“语文”二字的师生们脑海中固有的语文教材形象。这套教材应该视为我国语文教材建设的杰出典范、不朽丰碑。
    周正逵先生更是一个坚定的语文守望者。改革不是一味的破,不是盲目地反传统。也许做一个单纯的改革者容易,但是要做一个成熟的改革者确实很难。成熟的改革者必然有一份守望。无疑先生做到了这一点。记得80年代中后期当标准化考试被打着改革的旗号引入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周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语文标准化考试的诸多弊端,比如“难度有余,高度不足”(难度之高,可以让全国中语会理事长不限时间开卷参加高考而不及格;高度之低,高考试题检测的居然只是初中生应该达到的水平目标),并且发出了“把语文教学从标准化考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呐喊,给了标准化考试的倡导者当头棒喝,同时让迷迷糊糊的跟随者如梦初醒。再如,新世纪伊始,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浪潮中,在语文课被贴上“人文性”新标签后语文教材普遍流行人文主题单元,语文教学迷失在云山雾罩之中,周先生痛心疾首地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什么“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而是确确实实的“基础工具性”。他坚持了可能被主事者斥为保守的观点。他还进一步从语文教学目标的角度指出:语文教学目标是多重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主要包含了并非并列的七项内容,即思想品德、思维品质、审美情趣为导向,语文知识、文化教养、生活体验为基础,语文能力为核心。从而坚持了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似乎不合时宜的学术观点。先生的这种坚定的守望就是对语文纯正血统坚定的捍卫。
    周正逵先生更是一个不倦的语文布道者。
    凡是接触过周先生的人,都会被他的一种精神所感动,就是孜孜不倦地宣传他的语文主张。先生可以随时把自己定位为一位语文牧师的角色,可以随时把他的所在空间定性为语文改革世纪大教堂,从而去感染了许多人,启迪了许多人,鼓舞了许多人,成就了许多人。所以,尽管他从离开景山学校以后,再也不是一位老师的职业身份,但是,周老师却是桃李满天下。绍典先生常常向我们逸兴遄飞地讲述他初出茅庐之际聆听周先生谆谆教诲的陈年轶事,每每勾起无缘者们醋意大发。他说,一有机会进京,必上周府请安;无论是沙滩后街人教社大院那几年,还是搬家祁家豁子之后,坚持不变。周老待客热情,并恪守北方待客之道。老师不喝酒,但是给客人准备了啤酒,师母不上桌,师徒对坐之。典大哥虽然贵为酒仙,但是绝非讨先生酒喝,醉翁之意不在酒。周牧师唇齿之间喷薄而出的连珠妙语才是老典所惦念之物什。无疑周先生是世界上最为称职的牧师,绍典兄也绝对堪称勤学好问的优秀信徒。所以,有时一堂课从太阳初升到日上三竿,再到月上柳梢枝头,讲者和听者居然均毫无倦意。周牧师所宣,常有老典冥思苦想不得之真谛,甚至马上就可以化入自己的写作之中,不禁大喜。高兴之余酒瘾就上来了。恩师不喝酒,自然给他免费所备之酒数量也就有限,再说当着恩师之面也不便放肆,所以难以尽兴。于是老典有时借故溜出周宅,觅得街边小酒馆豪饮一番,哼歌数曲,以逞偷师学艺大喜过望之胸怀!
    人们赞美一套教材常常说它培养了好多好多的学生,其实对于周老师主编的教材而言,还应该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它首先是培养了好多好多的学者、好多好多的教师。周老师总是以高屋建瓴的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主编教材,所以他对编者的培训总是伴随着编写工作始终的,对教师的培训也是常抓不懈的。周老师的培训常常让人有被洗脑的快感,这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牧师般的改革家。在他近年正在担纲编写的一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过程之中,除了刘占泉和我等老牌“逵粉”甘愿继续被洗脑之外,陈元辉、周颖、陈定家、唐洪启、王启军等新生却是为周牧师偶有小恙改期洗脑而每每闷闷不乐。
    在因循守旧者裹挟语文的时候,周先生是孙悟空般大闹天宫的改革者;在无聊改革家作践语文的时候,周老师是天王殿上护法使者般手持宝剑的守望者;而对那些总是或浑浑噩噩或偏听偏信或茫然无助地行进在语文道路上的一些语文职业人,周牧师则是在他们身旁不厌其烦地给予启发和教诲。所以,应该说周正逵先生不仅是一个完整的语文人,而且是一个成熟的语文人。休要小看这平凡的“成熟”二字,它是大巧之上的大拙,是大红之上的大气。此种境界,几人能逮?如今学问之人,成功者常有,成熟者不常有。

    周正逵先生几十年来对语文教育积极改革、坚定守望和不懈布道,作为一个成熟的语文人,他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极为明显且十分深远的。
    以关于教学内容方面的情况为例。先生80年代前期开始着手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时候,正是又一场全国性的关于中学生要不要学文言文的大讨论之际。之所以突然之间有了讨论,就是因为“淡化派”或者“取消派”的势力在语文界几乎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周先生所主编的实验教材则逆流而上,不仅不取消文言文、不淡化文言文,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更加强化了文言文,一方面大大增加了选文,另一方面也适当提高了教学要求。这一举措不仅是与“淡化派”、“取消派”针锋相对的,而且也是绝对超出大纲之明文规定的。此后20年左右,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加强文言文阅读和周先生当年的另一个主张即加强文学鉴赏一并体现在了新版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之中;这个表达一直延续进入了后来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谁能否认这其中受周老师所秉持的“高中语文要与初中语文拉开差距,在阅读教学上的表现主要就是强调文言文阅读和文学作品鉴赏”观点影响的因素呢?
    而在教学方法方面周先生对语文发展的影响,在我看来莫过于对文言文教学“字字落实,句句落实”的串讲法批判和对“读准字音,读断句逗,读出语气”的诵读法的倡导,主张把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与讲求效率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他用教材从软性和硬性两个角度做出了必须使用诵读法之规定。每当召开相关会议,他都请精熟于此法的北京名师张必琨老先生大秀示范课,使全国实验教师大得依葫芦画瓢之便利。于是全国上下一大批文言文教学“诵读派”教师脱颖而出,这对实现今日文言文教学基本摆脱串讲法一统天下的局面功不可没。
    甚至在教学评价、师资建设、学习策略等诸多方面,周老师独到的主张和实验,都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着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

    在几十年的语文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把自己锤炼成为一位时间越久得到人们的公认和尊重越多的语文改革者、守望者和布道者,一个成熟的语文人,我认为主要根源于他自身的三大因素。其一是他如前所述之广泛、持久的语文工作经历;其二是他既严谨绵密又极具反思性、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的思维品质;其三是他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
    其中第三点是周先生大家形象成因之尤为重要者,也是他相较于许多同道中人之尤为可贵者。
    周先生研究学问,眼睛里只有真理,没有威权。周老师一生视教材如生命。也就是在新一轮课改启动后的某一年,有关部门负责人欲邀他担任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征求周先生本人的意见,他婉言谢绝了这个握有教材一定生杀大权的美差,表示自己甘愿做一个被审查的对象——教材编者。记得当时周先生电话向我征求担任与否的意见,我虽感觉左右为难,但还是偏于担任的意思。不想,虽是征求意见,但是他还是不愿任职的意思居多。可见我还是未能免俗,没有真正了解周老师。不仅如此,他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语文领域由权威主宰、官方认定的某些违背规律的现象的直言不讳的否定。
    周先生研究学问,眼睛里只有真理,没有人情。在老师主持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亲自见证过他对稿件要求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严格程度。一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教材修订中初中作文部分的稿件,前后换了五批作者,数易其稿。小学识字教学部分的修订也大抵相仿。这些作者中,既有在全国崭露头角、扶摇直上的新秀,也有年事已高、声名远播的名流,他们是中小学特级教师、高校博士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等等,其中不少是他的老朋友。但是,只要稿件达不到要求,周先生决不让步一分。
    周先生研究学问,眼睛里只有真理,没有潮流。老师从不反对潮流,甚至敢于引领潮流,但是从不被潮流所左右,即使是对这种潮流的抵触可能会危及他个人所从事的心爱的事业。前文所提及的周先生不赞成语文学科性质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提法、不赞成语文教材一边倒地一以贯之的人文主题单元体系,就是明证。
    自然,周先生在践行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同道中人。但是,我想借用一句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名言: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当然,这个借用不是十分贴切的,“敌人”一词权当学术意见对立者讲,可谓“论敌”。难怪,有朋友私下对我曰:数十年来与周先生相伴的有苦涩、无奈、纠结甚至愤懑,但是他依然义无反顾,毅然正道直行。

    一个语文工作者,如果他的语文履历十分罕有地全面,他还是一位积极的改革者、坚定的守望者和不倦的布道者,他的影响又是那么的深远、境界又是那样的超迈,那么你能说他只是一位完整的语文人、一位成熟的语文人吗?无疑,他应该是一位实现并享受着生命价值的、弘扬并陶醉于语文精神的幸福的语文人!
    如果CCTV的美女记者们突然有一天冲到我们的周老师面前,话筒一送,问曰:您幸福吗?
    先生会怎么回答呢?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吗——
    先生:你想听假话呢还是真话?
    美女:当然真话。
    先生:幸福。
    美女:那假话呢?
    先生:真的很幸福!

2013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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