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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济南那些名师和书院

作者: 录入:wj 来源: 2017-03-20 16:54:21 

 一支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的白色粉笔,一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教导孩子的口吻,送走了一届一届的学生,慢慢熬到两鬓斑白的头发……在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的心目中,老师大多是这样的形象。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高贵职业,年年月月辛勤耕耘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承载着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荀子》记载,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意旨国家想要振兴,必须尊敬教师,重视传授专长技术的师傅。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度,有“万世师表”之尊的孔子,教诲出身通六艺登堂入室者“七十二贤人”,弟子再传弟子,影响至今生生不息。
 
“长老有勤俭之范,子弟多弦诵之风”。据清代乾隆《历城县志》记载,古时济南一带的风俗“崇尚学业”,平民百姓之家也多传教子孙继承书香,即便是农夫杂役也知道尊师重教。济南一度“学馆如云,名社相望。”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济南也出现了诸多恪守师道的名师,以及明清时期蔚为盛行的读书场所,即书院。
 
历史上的济南名师
 
说起“老师”,大多数人都能想到历史上最负盛名、最成功的教育家孔子,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其实,济南自古以来便是“崇尚学业”之地,既然“尚学”,历朝历代也出现了诸多传道授业的名师。在济南官学、私学教育的历史上,保存并传授《尚书》的汉朝学者伏生、校勘“九经”的宋初大儒田敏均是其中翘楚。
 
伏生 最早传授讲述《尚书》的私学大师
 
《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经过孔子整理后共存100篇。这部在古代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典籍得以流传到今天,济南人伏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最早传播《尚书》的私学大师。
 
秦朝时期,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70名博古通今的经学家、方术士充当国策顾问,伏生便是入选的博士之一。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颁布禁书令,即后来的“焚书坑儒”。早年时,伏生就苦读过《尚书》,因此对其倍加珍爱,他害怕书籍毁于战火,特意将书籍藏在房屋的夹墙之中。此后,他一直背井离乡流落外地。秦亡汉兴,世道安定后,伏生回到家中,从墙中取出了《尚书》,可惜由于水湿虫蛀,百篇《尚书》损失过半,“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他把仅存的这29篇一一抄录整理,并广招弟子,开始在家讲授《尚书》。伏生是秦后第一个传授《尚书》的人,在《尚书》传播史上占据始祖地位,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全都出自他的门下或者是他的再传甚至再再传弟子。
 
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决定以文治天下,以德治国。汉文帝时,想找能讲授《尚书》的学者,结果朝内外竟无人能传授此书。后来听说伏生能传讲《尚书》,便准备召他进朝传授。但这时伏生已90多岁,年迈体衰,行走都十分困难,根本无法长途远行。汉文帝只好下诏让主管宗庙礼仪、文化教育的太常掌故晁错亲自到邹平伏生的家中向其学习。伏生这时因年事已高口齿不清,言语喃喃,别人根本听不明白,伏生便让自己的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说。
 
经过努力,晁错终于将《尚书》学完并记录下来,这就是传之后世的今文《尚书》。后来,伏生又将《尚书》传给了济南张生及千乘(今山东高青县高苑镇北)欧阳生。由于伏生的传授,“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尚书》之学一时蔚然成风。而伏生也成为教授《尚书》的始祖。
 
田敏 教育自家子弟并开门讲学的儒学宗师
 
“齐(州)故为文学之国。”宋初济南的学风非常浓厚。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在此之前数十年中,唐朝大将朱全忠废除唐末帝,自立为皇帝,建立后梁。此后,分别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走马灯似地更换,史称五代。就在这动荡的年代中,其时隶属济南府的邹平县走出了一位历仕五朝的经学大师田敏。
 
田敏生于唐朝广明元年(880年)。少年时代,虽然身处唐朝末年的战乱动荡年代,却笃志于学问,熟读《春秋》,对经学研究有独到之处。早在五代时期,田敏在五个更迭的朝代都任儒官,历任国子博士、司业、祭酒、太常博士、太常卿、弘文馆学士等职。为官时田敏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参与并完成了“九经”的校订。
 
五代以前,书籍是手写刀刻,辗转相抄错讹甚多,文字极不统一。隋唐以来,科举取士,儒家经典文字的不统一,造成文人们对于圣贤思想的理解经常产生分歧。长兴三年(932年),后汉朝廷命田敏与太常卿刘岳等首先删定唐朝郑余庆的《书仪》,又任命田敏为详勘官,与马镐等经学大师一起校勘太学九经,即儒家的九部经典,分别是《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易》《书》《诗》。此次校勘经典历经22年的时间终于完成,自此颁行天下,统一全国经典文字。
 
田敏于显德五年(958)告老还乡,此时社会安定,其生活也颇为休闲。作为经学大师,田敏特别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他每天都亲自教授后代学习经书,“体强少疾,每日亲授诸子经”。田敏不仅教育自家子弟,而且在邹平开门讲学,吸引了远近各地的书生前来听讲,开启北宋齐鲁讲学之风。直到开元四年(971年)才以九十二岁高龄谢世。后世周世宗曾称赞他“详明礼乐,博涉典坟,为儒学之宗师”。
 
董秋芳 影响国学大师季羡林终生的国文教师
 
1930年前后,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济南高中读中学。在这里,季羡林遇到了对其一生都影响很大的两位老师,即胡也频和董秋芳。季羡林在后来的个人回忆录《风风雨雨一百年》一书的《我的中学时代》这一章节写到,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的教员姓名全忘了,能记住的都是国文教员。这些人大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作家,其中有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初入学时,季羡林的国文教员是胡也频。胡也频很少讲国文,几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写上两句话:什么是“现代文艺”?“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什么?“现代文艺”,当时叫“普罗文学”,现代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它的使命就是革命。在当时政治环境恶劣的时代背景下,胡也频以一个年轻革命家的身份,毫无顾忌地讲述这些东西,他还公然在学生区摆上桌子,招收现代文艺研究会的会员。当时,胡也频把他的夫人丁玲从上海接到济南暂住,丁玲当时正在走红,中学生大都是追星族,见到丁玲,学生们都兴奋得难以形容。胡也频的过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逃到上海去,两年后在上海龙华就义。
 
学期中间,接过胡也频教鞭的是董秋芳,他同他的前任也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作文。他出的作文题目非常奇特,经常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有一次,季羡林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父亲死于故乡,回家奔丧的复杂心情。董秋芳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页上面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
 
“这使我惊喜若狂。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季羡林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述董秋芳对他写作的影响。虽然季羡林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习西洋文学,在德国治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学,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季羡林回忆起在济南读中学时的老师时深情写道,当时高中的教员有祁蕴璞,还有一中的校长完颜祥卿,他教逻辑,鞠思敏教伦理,还有教数学的王老师,教英语的刘老师,“对这些老师我很怀念,没有这些老师就没有我。”季羡林写道。
 
在古代,教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并列为五尊之一,颇有几分威严和神圣。在《说文解字》中,“教师”二字确实有几分使用暴力或武力威胁着学习和效仿的含义。书院曾经是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教书育人场所,随着时代发展,学习模式逐渐改变,曾经名声响彻一方的书院在今天只能找到些许痕迹了。
 
“教师”二字原有点“暴力威胁着学习”之意
 
说起教师,大多数人对其理解应该都是从韩愈的《师说》而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形象也以和蔼、博学、有耐心为主,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教师画面是“头发胡须花白出口‘之乎者也’的老者”。不过,如果从说文解字的角度去解读“教师”二字,原含义不仅远没有这么细腻,反而还有几分“暴力威胁着学习”之意。
 
拆开“教”这个字,右边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反文”,反文是“攴”,音pu,表示以手持杖击打,也有人认为所谓“反文”,其实就是要动武。而右边是个“孝”字,是简化字简化而来,“教”字的篆书左边其实上面是“爻”,下面是“子”,这个字音“jiao”,意思是仿效。由此可见,从文字的来源看,“教”与“孝”并没有什么关系。相反,教是一个会意字,可以理解成“在棍棒威胁下的效仿”。实际上,在古代,教育也确实是一种棍棒下的教育。《尚书·舜典》有“扑作教刑”的说法,这在几千年的中国教育中是经典的教导。扑,就是用楸树枝条或荆条打,旧时代的学生,许多人都被先生用戒尺打手心。
 
教学生的人,便是“师”了。不过,“师”字的本意原来也不是教师。繁体字“師”字的左半边是“堆”的本字,意思是“小山包”,右半边是个“帀”(音za),意思是“周围”。所以“師”字是一个会意字,本义是人多,《尔雅·释诂》解释为“众也”。古时候,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所以要打仗抢东西,于是“师”便有了“军队”的意思。人多了就要有人牵头,有人指挥,在演变过程中“师”又有了“官、长”的意思。
 
到后来,能够教授专门知识的人都称为“师”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都是《论语》里的句子。
 
书院:古代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和文化传承基地
 
明清时期的济南,泉水环绕,花木葱茏。在这般美好的自然环境中,寻一方书院,捧一本古书,伴随着钟磬谐音,管弦叠奏,书声琅琅,穆然而见礼乐承平景象。唐宋以后,官学和私学教育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授徒教课的环境也更加宽松,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氛围浓厚之地济南,由此也出现了诸多书院。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鼎盛阶段,在传播文化、促进学术、推动教育、培养地域化人才等方面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今,书院这种古老的教学场所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济南现存的几处书院中,仍然可以依稀感受到当年一些著名学者在此传道授业的痕迹。在趵突泉内的旧址重建的尚志书院就是其中一处。
 
清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建尚志书院,并手书额“尚志”。在趵突泉东北部李清照纪念馆的南侧,有一处古典建筑,这里原来是旧时尚志书院的一个院落,里面有南北两间厅房,均为前出厦,丹柱青瓦,东西有曲廊相围。北屋大门上方悬挂着一方匾额,上书“尚志堂”三个大字,是根据清末山东巡抚丁宝桢手书刻制而成。进入厅房,迎面墙壁上方悬挂着中堂匾,上面的“进德修业”四个大字由吉常宏先生撰书。下面的中堂国画是著名书画家吴泽浩绘制的《尚志书院》,将历史上尚志书院的全景细致入微地展现出来。
 
除了尚志书院,明清时期济南还有很多名声很大、吸引著名学者来授课或读书的书院,并且培养了大量人才。如元代最早的设立在闵子祠旁边的闵子书院,被认为是当时皇帝的主要政绩之一;始创于明嘉靖十六年的至道书院培养出一代名臣殷士儋;白鹤书院是明代最早的书院,规模很大,入学者达到200多人,且“相继售(得到功名)者数人”;泺源书院在清朝时曾是山东最大的书院,济南著名学者周永年曾经在此读书,后来泺源书院废除后以它为基础成立山东大学堂,成为山东大学的前身。
 
这些曾经培养出很多杰出人才的书院如今大多不复存在,趵突泉公园内恢复尚志书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挖掘、整理、展示济南的书院文化。恢复尚志书院,就是想让这些代表着济南历史文化深度的内容不至于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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