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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朱希祖藏书纪事

作者:刘宜庆 录入:ql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3-15 10:32:04 

他是章太炎门下弟子,被戏称为“西王”;他是出席“全国读音统一会”的代表,在国语运动中起草的注音符号方案一锤定音;他是“某籍某系”的北大教授,先后担任国文系、史学系主任;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倡导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他任清史馆的协修,获得袁世凯颁发的四等嘉禾奖章;他是声动民国的藏书大家,保存古籍,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书香……

史学大师海盐朱希祖,一生有诸多身份,史学家是其根本。建构史学教育体系,整理历史文献和档案,编修国史,考察历史遗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贯注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尊严。他做这些事情只有两个目的:一是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二是唤醒国人的民族士气。

生于晚清,留学日本,民国初年进入北京大学,登上历史舞台。朱希祖一生经历洪宪帝制、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朱希祖历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晚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交游广泛,可谓政学两界的津梁。1944年,朱希祖病逝于重庆,蒋介石特颁“渊衷硕学”的挽词,葬礼“极一时之哀荣”。“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追昔抚远,在朱希祖逝世70年后,回望他的人生和事功,历史学家的良知和担当,令人敬仰。

北大兔子美髯公

1919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这个系主任也很不一般,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的系主任。朱希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是现代史学的开创人。

“五四”前后的北大,“卯字号”名教授,可谓北大的台柱子。所谓“卯字号”,就是几个属兔的大师级人物,两只大兔子是陈独秀和朱希祖,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四只小兔子是新文化运动中名声鹊起的胡适,新文化运动中与钱玄同一起唱双簧的刘半农,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曾当面顶撞蒋介石出名的刘文典,二十几岁就做北大教授、以行为怪异著称的林公铎。

其实,陈独秀和朱希祖是两只中兔,还有一只老兔——生于光绪丁卯年(1867)的蔡元培。“卯字号”的几只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适不无自得地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三只“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陈、胡则是其行政上和教学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不过,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之,并不入一些章门弟子的法眼。

有意思的是,“中兔”朱希祖似乎有点瞧不上“小兔”胡适。胡适初进北大,还是末学新进,对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秘本,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看藏书,谈谈版本,请教学问。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一出版,引来叫好一片,胡适在序言中特别感谢了朱希祖,说:“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朱希祖似乎并不领情,说此书写得肤浅,还肯定地说,胡适既不懂佛学,也不懂宋明理学,他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写不下去的。当然,朱希祖这番话,可能说给很亲密的朋友听。但另一位章门弟子黄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学的课堂上,公开讽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问何意?黄侃回答:“监者,太监也。太监,下部没有了。”引得学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比较中肯。后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勉强出了中册,下册果然是无疾而终。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两人的交情。从《朱希祖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适的学术往来比较密切:胡适向朱希祖借书,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两人常写信交流。毕竟朱希祖是一只“温和、儒雅”的兔子,而黄侃则是桀骜不驯的野马,具有名士的范儿。胡适对待自己的批评,颇有风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学界的美髯公。

1914年1月1日,这一年朱希祖36岁,与沈钧儒相约留胡须。于是,民国学林中,多了两位美髯公。当时,《北京大学日刊》曾将朱逖先误刊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门弟子,都见了他呼作“米遇光”,这个绰号有开玩笑的意味。随着朱希祖茂密的连鬓大胡子初长成,“朱胡子”这个外号不胫而走。不过,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称他为“而翁”。毕竟当着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胡子”。“而翁”这个文言的称呼,似乎有了几分敬意。

据《知堂回忆录》,1933年暑假,时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长室现身的他,引来一片惊呼。“这时正值北大招考阅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长室里,忽然开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没有人认得他,等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来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似乎换了一个人了。大家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忆很生动,试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胡须,多日不见,突然剃掉了胡须,出现在朋友眼前。那种惊讶之后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随着爽快的笑声。

书坊谁不颂朱胡

朱希祖是民国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大藏书家。对于学者来说,爱书,读书,购书,藏书,著书,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生活的全部。“不与人物接,不为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带有自嘲意味的自题,可谓朱希祖为书而奔走一生的自画像。

朱希祖开始藏书,大约开始于留学日本时期。当时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导反清,热衷于收集并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响,“始留意于晚明史籍”,并以南明史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这时开始购书,几十年日积月累,涓涓细流汇聚成书的海洋。

朱希祖到北京执教后,更是南北奔走,东西驱驰,节衣缩食,以求善本。藏者,欲也、癖也。癖者,病也。鲁迅有诗云: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乃藏书人的一种境界。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两人一起逛琉璃厂买书。

朱氏在北京时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尤其是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朱希祖的绰号)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钞,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所以朋友们有时也叫他作‘吾要’,这是浙西方言,里边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知求士例求书。”伦明在这首诗下作文解释:“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从周作人和伦明的描写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嗜书如命的形象。如今的爱书人读到,心有同感,会心一笑。

1921年7月13日,吴虞和马裕藻访朱希祖,看朱希祖的藏书。吴虞看的朱希祖所藏抄本刻本,殊不易得,自然价值不菲,“据云《士礼居丛书》原本,文奎堂以八百元购之”。看过藏书(其中有高士奇校顺治三年刻本《清律》),参观朱希祖的住宅,日记中写道:“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廿余间,皆极好。”吴虞的日记,透露出民国初年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在北洋政府屡次拖欠教授薪水的情况下,还经常为战乱中的灾民捐款,朱希祖买房子,著力收藏古籍书籍,由此可见当时教授的生活状况。

不过,朱希祖孙子朱元曙补充说:“先生一教授耳,哪来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现’?我手头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记里的帐单: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连薪金加稿费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书店欠债527.25元。2月9日日记写道:‘(今日)阴历除夕,上午8时起,各书店前来索书债,约20余家,一一付给。’在他日记里也常有‘书价太巨,未购’的记载。”

大凡藏书家都有自己的书房或藏书楼。朱希祖的书房名为“郦亭”。为何叫这样一个名字,有一段学林掌故。1924年,朱希祖购得一部明抄本郦道元《水经注》,此书后经王国维鉴定,认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现存已残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为第一(水经注诸版本)矣”。章太炎、王国维二先生先后为此书作跋,许寿裳、汪东二先生为此书题签,后来胡适之先生也为此书写了考证文章。朱希祖视此书为自己藏书中的珍品,以“郦亭”二字名其书房,章太炎为其题写“郦亭”。朱希祖的诗集出版时名为《郦亭诗稿》。

频繁出入书肆(隆福寺、报国寺、琉璃厂旧书肆云集),不断搜寻冷摊(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书摊众多),如此“吾要”之下,至1937年,朱希祖的个人藏书已达到惊人的25万余册,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了,而其中抄本、稿本和古本方志、笔记、杂著等珍本善本多达700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钞宋本《水经注》等,均为海内孤本。在朱希祖的藏书中,南明史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收集的有关海盐的史志、方志、诗集,也是朱希祖藏书中一个重要类别,浙江海盐,这是他的故乡,生命向着学海扬帆出发的地方。据《郦亭藏书目录》统计,朱希祖的藏书分经、史、子、集和海盐地方史志五个部分,史部书籍最多,约2000余种,并多有藏书题跋,朱希祖素有“读书藏书家”之称。

1934年2月,朱希祖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之聘,来南京就任史学系主任,“郦亭”的760多包善本,辗转运到南京的住宅。在内忧外患的年代,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学人的头上。藏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几经颠沛流离,在飘摇的旅途不知何处可安身。自从1935年开始,朱希祖为他的藏书免遭兵燹而忧心奔走,寻觅安稳的、理想的藏书之所。

1937年,朱希祖因战事日迫,匆忙中只来得及装运60大箱善本和方志图书,由10辆卡车运送到安徽宣城,暂存车站库房。从朱元曙《郦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一文可知,朱希祖为藏书东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开始运书至徽州,暂存徽州师范学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处理事务,途中遭遇轰炸。20日,连夜抵宣城,督运书籍。10月2日,运书完毕,先生返回徽州。时上海战事,日趋危急,敌机四处轰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决计迁屯溪,并由水路运书前往,存三门呈洪宅。后,先生又觉不妥,乃于18日至隆阜,与学生戴伯瑚商议,最后决定将书藏于戴震藏书楼,托戴伯瑚保管。”戴伯瑚系清代思想家戴震(东原)的后人。至此,朱希祖和夫人张维看着最后一包书籍安放在戴震藏书楼,悬着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从朱元曙的记录来看,我们仿佛看到朱希祖先生,冒着敌寇的飞机轰炸,风尘仆仆地穿行于皖南山区,忧心如焚地看护在路上的书籍,多次转移,直到认为绝对安全为止。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劳,无疑是为国家保存了一脉书香,使得藏书免遭书厄。

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留在北平的藏书,托给亲戚看管,也非常幸运地躲过了日军的抢劫。从纪维周《民国藏书大家朱希祖》一文可知:朱希祖在北平的老宅和藏书,差点被日军强行没收。留守的张太太情急之下,找到周作人,恳请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务必设法保护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在周作人的关照下,朱希祖的房产和珍贵藏书,也有惊无险地得以妥善保存。

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购书容易,藏书不易,每位学者都是视藏书为自己的学术生命。陈寅恪先生的藏书虽然在战乱中运送出一部分,却在长沙大火中灰飞烟灭,还有一些随身携带的藏书,在从越南到云南的旅途中被人偷走。抗战期间,朱希祖的藏书分散南北,书人分离。然而,朱希祖的藏书得以保全,可谓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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