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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唱妇随——钱锺书和杨绛的两则故事

作者:栾贵明 录入:ql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3-24 14:56:43 

 往昔钱锺书先生曾在医院嘱我,“办完那点儿事”,便可“退休”。如今报刊网络正反话语似都已说尽,计划之外为文,宜选新题,那就写早就想写的《夫唱妇随》吧。

“夫唱妇随”,杨绛先生说过,且自然而然地做着。
1980年下半年,杨绛先生在改革开放的秋凉中,一口气写好《干校六记》,那时《管锥编》新书上市,《围城》旧版重生,留英的钱瑗归来。被钱锺书称作《管锥编·追补》的《管锥编·增订》,正在暗地里进行。钱先生设想许多方案,看看怎能躲开编辑耳目,追回被删内容。任务很繁重,繁重点在于必须查清被删原因,绝不能把确有问题的内容再补回去。钱先生管这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比写新稿更难”。尤其让人不解者,为什么不允许作者再使用原稿?
其间,又加之我的《永乐大典索引》序、凡例以及《四库辑本》定稿等,几乎每天都有问题需要向钱先生请教。我同时又担负着送达和寄出信件、传递单位元元信息和办理同事所托、应付媒体联络、医务沟通、借还图书等等行政事务,争取不费二老心神。事事由他们决定,我来执行;过程一律不言,只见最终结果。为节省时间,一切都在“高速运行”之中,基本上隔一、二天就要到南沙沟钱宅一次。只要我在楼下一支自行车,钱先生耳朵最灵,总会先听到,杨先生马上拿着笔和稿子向里屋转移。敲门进屋,钱先生往往“火力”太猛,说笑声音甚大,干扰得杨先生根本无法工作。有时我上楼快,杨先生会说,“鬼子进村”;可手脚一轻,她反又说,“神鬼不觉”。我见不到转移的杨先生,也会问钱先生,先生回答得次数最多的是“高产作家,孵蛋呢”。杨先生经常说的是“锺书,你的朋友来了”,“我上里屋,你们好好说”,“茶在这儿,有事叫我”大致八九不离十。笑声一走高,我们边做鬼脸,边交接书报文件,先生见我每行必借的一大堆书,特别兴奋,立即去读,我装好要还的书,意味本次任务已经完成。
下一年春节前后,钱先生和我工作刚结束,杨先生拿来一摞抄写得非常整齐的稿子,让我复印一份,“然后请你读一读,告诉我你的意见”。对我来说,能够先读钱杨二老作品,是我一生最美妙的际遇。现在想起来有多隆重、多幸运,但却被我当作香茶,虽双手高高擎起,但会牛饮而尽,一马放过平川,事后会留下无限悔意,恨自己没有细细慢慢地品尝。
这次的稿子就是文学界无人不知的《干校六记》。
当天晚上读过一遍,我内心泪流不止,一下子使我回忆起和钱先生两年又五个月在干校朝夕相处的岁月。艺术的困难在于控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干校六记》已达极致,哪里有意见可提。第二天,复印后,认真再读,专挑可提意见的地方,事实方位二三处,语句一二处。为搜集建议,我又悄悄请几位朋友读,其反应程度远在我本人之上,百分百泪流满面。有的说“百年小说之冠”,有的说“诺贝之上”,“奇迹”“绝妙”等等,我耐心等到第三天早晨。
当我再见到钱先生时,他看了看我的“意见书”,说:“肤浅,肤浅,变相捧场。”不记得我说了什么。钱先生忙不迭说:“我为她做了一篇《小引》,你看我的意见。”四张稿纸,读完令我大吃一惊,不禁说:“文章开头,便说《六记》漏一篇,迎头泼泠水,变相拆台。”算是回敬。“您的序,‘记愧’非常重要,可杨先生不是为干校做政治结论。”转移视线。“文学,就是文学。”理论支撑。何况“《六记》是破冰之文,能否顺风顺水发表还不知道……”钱先生回复只有一句:“保杨派言论。最后一句,还算有价值,你该努力。”
如果杨先生不出面,我一定会再跟钱先生“纠缠”下去。杨先生走进屋,笑着坐下来。钱先生说:“季康,刚刚你已看过我的序,正好贵明送意见书来,你说说吧。”
杨先生一如既往,说出我想象力永远也无法达到的四个字:
“夫唱妇随。”
天啊,我在做梦,白日的仙境梦。凭我多年近处观察,钱氏夫妇纯纯真真,绝不可能向我作秀。钱先生的决定和杨先生的追随,都是深邃思索的自然结果,好在还有白纸黑字在,可以作证。我写的每一个字,包括这三行字,均属多余。“夫唱妇随”千年之语,解释吗?只需要“其至矣乎”的两个字——“中庸”即“恰当”而已。
钱锺书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研究专家、智慧的作家,已为世界公认。但作为书法家、翻译家、外事顾问家、教育家和中外字辞语典编辑家,都将会逐步被认识。而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却首先被大家忽略了。我们指的“古典”,是指伴中华民族而生的诗歌传统。至于被忽略的其他名号称谓,几乎已成习惯,无关大局。但“非凡诗人”一称,绝不可不知。失知失觉,读者将错过品赏他诗歌佳作的盛宴。
钱先生自称,其诗作始于1934年,终于1991年。惜墨如金的《槐聚诗存》仅存诗173首,前有极简约的《序》,写于1994年,大致说:随前辈读书,“心焉好之,独索冥行,渐解声律对偶”,知其诗作,第一是合规矩;第二是“多俳谐嘲戏之篇”。他的诗,为杨绛先生珍爱有加,曾“手写三册,分别藏隐”,大约在1994年,她建议:“宜自定诗集”,促成《槐聚诗存》面世。由于删多选严,我曾记忆,碎纸、剪报、草稿以及书本、笔记,全屋皆满的景象,让人心疼可惜,只能称二老所做的工作是在编辑《槐聚诗选》,志以微言。特别引人注目的“俳谐嘲戏”之作,可谓稀存寡见。1934年应为《诗存》录诗之始年,作者年已24岁,开始作诗怎么说也当于十多年之前。而收诗截断到1991年,又早结七八年。一晚一早,小算亏差了20年,竟会不存一首诗吗?杨先生同意我的说法,但她说:“你钱先生不愿麻烦大家。”
该“选”以年为序,最后一首为1991年的《代拟〈无题〉七首》。经过二十余年的反复吟颂,和古典格律内行师友不断切蹉,大家都认为“七首”作为诗人的钱锺书的诗歌代表作,水平极高,确居古诗或惯称旧诗新作的第一流。杨先生曾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书中概括地说,钱锺书的诗“忧世伤生”。可惜的是,不论从内容里,还是从形式上,这个“忧”和“伤”在生世看不大出,或干脆硬说没见不懂全无,看来也许真得等待来世了。
希望诸君仔细读读有幸入选的这七首诗,看看这位诗人可否与李商隐、苏东坡相比肩。
在这七首诗前面,有杨绛所书《缘起》一则,以文言写就,极其曼妙,原文在此不重录,仅以白话“译”之,供读者“快读”:
我想写小说,请默存为小说中人物拟作几首旧体情诗。
默存说:“你自己做,更能体贴入微。”
我笑着说:“《围城》中需用幼稚拙劣小诗,你不肯写,由我代笔;现在我需要典雅的篇章,你怎么就能托辞推诿呢?”
默存说:“我不熟悉小说情节,如何下笔?”
于是我简约地陈述了人物离合梗概,情意初似“山色有无中”“渐深渐固”“相思缠绵”“不能自解”以至“忏情绝望”“犹有余恨”,请他以此为题意逐步写出。
默存苦思冥想一个月,得诗七首交给我,并说:“我才力只到这里,只等待读到你的大作了。”
我读其诗,韵味无穷,令人吟颂不止,真是绝妙好辞。如此佳作,已自成故事,何需再用框架细节,铺陈解说?若我再写小说把话说尽,真是大煞风景。现在就算不写一字,也尽得风流了。
杨先生的《缘起》,将他们夫唱妇随的细节,交待得清楚明白。七首诗,导致已构架完成的小说被毁弃,全是好质量“夫唱妇随”惹的祸。我们要钱先生的歌诗,我们也要杨先生的小说。你我都生在当世,小说见不到,留下一个佳话,不是传说,而是昨天的真实,长辈和晚生都会为此艳羡终身。
以上两例,其性质相同,而表征有别。前例带有被动;后例显属主动。古今文坛,这般故事,闻所未闻。可谓相知一唱,有幸终生相随。
“夫唱妇随”的钱锺书和杨绛先生,他们以自己绚丽的一生向我们昭示:中国文化道德传统,完全可以融入在新道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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