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国学频道 > 校园国学 > 文史人物 > 正文

汪子嵩与老师冯友兰

作者:张建安 录入:ql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8-31 18:15:53 

 2013年1月的几天,阳光不错,客厅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对面,不时地问一些问题,汪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但在回忆往事时常常能感到他似乎突然年轻起来,时光好像流转回去,让我了解到汪先生的很多往事。

抗战时期,汪子嵩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受教于汤用彤、贺麟、金岳霖、冯友兰、陈康等名师。然而,汪子嵩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使得他在对待不同的老师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更有意思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汪子嵩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主持北大哲学系的工作时,不少老师又成为他的同事,时代、处境、身份、思想观念的不同,使得师生间的交往也产生很大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较为普遍的心路历程。其中,汪子嵩与冯友兰在不同时期的往事很是耐人寻味。
反感
汪子嵩是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共同组成,哲学系属于文学院,但北大、清华、南开的文学院长都由哲学系主任担任。三位担任院长和系主任的老师各具特色,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汤用彤是北大的文学院长,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长,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人走在一起时,汪子嵩和他的同学们就戏称三位老师是一僧、一道、一尼。而对学生们的这些玩笑,三位院长一点都不生气。
二年级时,汪子嵩开始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在他的记忆中,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开讲以前,冯友兰总是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友兰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他说话有点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话却还没有说完。每堂课讲的内容不多,但冯友兰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
冯友兰是大哲学家,而且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讲的课也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然而,汪子嵩并不喜欢去听。他和周围的进步学生们反对冯友兰的政治态度,认为冯友兰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走得近,所以,即便是冯友兰讲人生哲学方面的课,进步学生们也觉得他在讲政治课。当时很多教授家里生活都困难,冯友兰却能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笔经费,用来搞中国哲学研究会,出书出刊物,为一些教授解决困难,实际上对学校和学术都是有利的。但这样一来,汪子嵩等人就觉得冯友兰是靠近国民党的。之后,国民党又请冯友兰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内定他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虽然冯友兰只是参加会议而拒绝当中央委员,但进步学生们对他很反感。晚年的汪子嵩回顾这段往事时说:“如今想想那时的情况,我们确实年轻,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够客观,政治眼光自然和老师不一样。当然了,有这些分歧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先生们,虽然说他们在政治上好像有点倾向性,但是他们对于学生都是爱护的。比如说‘一二·一’惨案发生时,有四位烈士牺牲了,全体教师一起罢课抗议,许多教授都参加了,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1948年年底,北平即将解放,国共双方都想争取北大的教授。汪子嵩作为北京大学地下党成员,主要任务就是劝说教授们留下来一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汤用彤、贺麟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汪子嵩的影响,大部分教授都留了下来。冯友兰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清华校长梅贻琦被国民党派的飞机接走时,想让冯友兰也去,但冯友兰没有同意。冯友兰原来是清华校务委员会成员,经大家推举,由他主持校委会工作,并出面欢迎解放军。
多年后,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一块聚会时,几位原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成员的同学讲到冯友兰的几件事。其中一位同学讲,大概在1947、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到清华去抓中共地下党员,这位同学跑来跑去没地方跑了,因为许多人都不敢见她,最后,她藏在冯友兰家里。冯友兰保护了她,而且待她很好。北京解放前夕,亲戚曾经劝冯友兰去延安,冯友兰说:“北京已经快解放了,我去了延安,到时间还要回来,干嘛要去,还是留在北京等待解放好。”
批判
北平解放时,冯友兰欢迎解放军派军代表驻进清华大学。然而,军代表驻进去不久就发动群众批判冯友兰。接着就是思想改造运动,冯友兰成为批判的重点,冯友兰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的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新的中国哲学史。”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它高校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了北大。冯友兰自然也到了北大,与他的学生汪子嵩成为同事。
汪子嵩于1949年2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留校担任哲学系讲师。不久又担任北大党委会统战委员、校委会秘书。“院系调整”时,汪子嵩调回哲学系,担任哲学系总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承担哲学系的党和行政工作。当时,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学习马列主义,进行思想改造。北京大学哲学系由此成为一个特殊的系,单教授就有二三十位,其中许多是解放前著名的哲学家,但无论多有成就的学者教授,都必须接受思想改造。冯友兰自然也是如此,而汪子嵩则是教师思想改造这一任务的实际执行者,他与冯友兰等人的关系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54年,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北大哲学系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汪子嵩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从胡适的著作中摘引一些句子,论证他是崇拜美帝的反动文人。汪子嵩还动员系主任金岳霖,一起写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1954年、1955年期间,汪子嵩也写了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并且在教师中组织了一次批判冯友兰的会。党委书记江隆基参加之后,马上就对汪子嵩说不能搞这个,不能再批判冯友兰。然而在当时,汪子嵩认为这些就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是他应该做的。
1955年左右,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友兰先讲,做自我批评;第二个就是汪子嵩批判冯友兰的思想。不过,汪子嵩针对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并没有说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
客观地讲,汪子嵩当时确实在认真地执行对教师们的“思想改造”工作,但他处理事情时能掌握就事论事的原则,并不刻意针对哪个人,更不整人。相反,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能够努力做好来自不同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并在运动中尽可能地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他们的政治压力,这是难能可贵的。对那些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汪子嵩也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或组织他们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等等。所有的这些,使汪子嵩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大家也可以在思想改造的同时,继续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
1957年1月下旬,在汪子嵩的积极推动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把全国很多研究哲学史的专家都召集在一起。会议上,大家就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展开激烈的争论。冯友兰提出了有名的“抽象继承法”,认为:“中国的哲学家,如果你从个别的具体的角度讲,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官僚阶级,他们的哲学大多是唯心主义。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的阶级属性甚至具体内容抛开,只看它的抽象意义。每一个哲学命题里,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体的一面。具体的一面是它的阶级属性和具体内容,比如说三纲五常、君臣关系之类。但是人类总要有个纲常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和摆布,那就是它的抽象意义。“抽象继承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抛开了哲学阶级性,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吗?所以,开会的结果,冯友兰成为批判的靶子。然而,冯友兰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举各种例子加以说明。
1958年,汪子嵩参加了人大、北大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并担任副组长。在“大跃进”的政治背景下,汪子嵩他们却发现地方上所谓的“大跃进成绩展览”都是假的,农村的实际情况非常糟糕,问题很多。返校后,汪子嵩等人整理出一份《问题汇编》,此举招来大祸,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成为北京市委抛出来的一个重大案件,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汪子嵩自然也受到批判、下放,饱受折磨。1963年,随着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汪子嵩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但他意识到不能再留在北大了。
1964年,汪子嵩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高级编辑、副主任。“文革”中,他得以避开北京大学的是非。而冯友兰则一直在北大当教授,并深深地卷入了思想界的是非当中。“文革”中,冯友兰已无法对自己坚持的哲学思想做辩护了,相反,他的“抽象继承法”被批判了十多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做了违心的事情,为自己的历史留下了污点。
和好
种种磨难使汪子嵩对很多事情进行了反思。1978年,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汪子嵩坚决反对“两个凡是”,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中的功臣。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汪子嵩决定回归西南联大时就学习的希腊哲学专业,并准备为此贡献余生。此后,他排除一切干扰,陆续写出了《谈怎样研究哲学史》《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普罗泰戈拉的批判》等文章。1986年,他写出《希腊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他与几位学者用30年的时间编写的《希腊哲学史》(四卷),成为中国研究希腊哲学史最重要的著作。
“文革”后,冯友兰也摆脱了阴影,八十多岁时决心重写《中国哲学史》。开始是自己写,后来眼睛看不见了,就由助手做记录,一写就是七大本。汪子嵩这样评价:“第七卷写现代哲学,里面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我还没见到哪一个人敢这样写中国现代哲学的。……写第七卷,是在他夫人去世之后,他写了一幅挽联:‘共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断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上联是写他们夫妻几十年内荣辱共享的恩爱之情;下联是写他摆脱了功名利禄束缚之后的自由……他写这幅挽联,是把他自己的心情和志向都写出来了。”
此时,汪子嵩与冯友兰的思想都达到了高度的自由,他们也重新有了往来。1990年冯友兰病逝,汪子嵩写了《海阔天空我自飞——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悼念文章。其实,在写这篇文章前面部分的时候,冯友兰还在世,汪子嵩就写一些给他看一些,冯友兰对汪子嵩写的内容很认可。
2013年,在我采访汪子嵩之前,一直很想知道冯友兰对汪子嵩的态度。毕竟,汪子嵩虽然曾是冯友兰的学生,但在建国后却也批判过冯友兰。对此,我起初是有所顾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子嵩桌子上那本关于冯友兰的新书,正是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刚刚寄来的。这件事当然能体现出冯与汪的关系。

我要评论

共有条评论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匿名发表

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新闻评论服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