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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多有讥评的《颜氏家训》 为何周作人却颇为推崇?

编辑:杨焄 录入:ql 来源:东方早报 2017-01-10 15:59:08 

 早在孔德学校任教期间,周作人就“曾经给学生讲过一部《孟子》,《颜氏家训》,和几卷《东坡尺牍》”(《隅卿纪念》,收入《苦茶随笔》);其后在北大开设“六朝散文”课程,仍然将历来被视作修身持家读物的《颜氏家训》列为讲授内容。个中缘由正如他后来在演讲中所说的那样:“《颜氏家训》本不是文学书,其中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尤其是颜之推的思想,其明达不但为两汉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现代,也不算落伍的人物。对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没一点固执之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在揄扬备至中呈现出颇为独特的阅读趣味。

既然有着格外的偏嗜,研读当然也应更加精彩,可惜当年课堂上的讲义并未留存。幸好周作人在1934年4月写过一篇《〈颜氏家训〉》(收入《夜读抄》),摘引原书不少片段并加以评析,倒是可以藉此略窥究竟。比如书中《风操》篇有一段言及六朝丧葬习俗:“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周作人就格外称赏,认为由此“可以见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只是“章断注连”一句颇为费解,即便是受他推重的清人卢文弨校注本,对此也未置一词。周作人参考《倭名类聚抄》、《和汉三才图会》等详加考索,认为“注连”一词,“日本古书写作端出之绳”,而“章断”当与之意近;“此种草绳,古时或以圈围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仪式上尚保存其意义,悬于神社以防亵渎,新年施诸人家入口,则以辟邪鬼也。《家训》意谓送鬼出门,悬绳于外,阻其复返,大旨已可明白”。其实在数年前,他就有过类似的推测。《语丝》杂志于1926年连载过他翻译的《古事记神代卷》,在第二十九节叙述“布刀玉命急忙将注连挂在后面”时,有译注云:“注连系采用《颜氏家训》语,亦作标绳。……用作禁止出入的标志,当挂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门口亦犹用之,盖以辟不祥也。”(载《语丝》第七十八期)就联系《风操》篇加以介绍。《〈颜氏家训〉》中的结论与此一脉相承,而阐述得更为周详。周氏晚年校订《古事记》译文,对译注也予以增删,可依然言及“注连系用《颜氏家训》原语,《日本书纪》写作‘端出之绳’”云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可见自始至终均持此观点。  
尽管周作人只是通过散文和译著来略述己见,但因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还是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刘盼遂在《颜氏家训校笺补证》(载1931年《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就迻录《古事记神代卷》的译注,并加按语说:“以稻草之标绳为‘注连’,当有所出,姑志以俟知者。”因不明详情而深表遗憾。杨联陞的《〈老君音诵诫经〉校释》(载195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在笺注“幽谪不解,复注子孙”数句时,也顺带提到:“《颜氏家训·风操》‘祓送家鬼,章断注连’,注连之注即此复注子孙之注。又日本有注连绳,祠祀时用为隔绝之标识。”虽然没有明言,恐怕也参酌过周氏的意见。因为就在撰作此文期间,他曾提到“近看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书”(1956年5月2日《致胡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又说“我近来收集周作人一生的书,已近八、九册”(同上,1956年5月11日《致胡适》),对其著述绝不会陌生。周法高则在《颜氏家训汇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中引录刘、杨两家之说而别无异词,等于间接接受了周氏的结论。周作人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但在民俗、风物等领域涉猎广博,对日本文化尤为深造有得;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实即“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颇能顺应晚近学术研究的新潮流。刘、杨、周三位采信其说,正是顺理成章之事。
不过在《〈颜氏家训〉》中,周作人也委婉地提到:“至于章断注连字义如何解释,则尚未能确说耳。”对自己的判断是否准确,其实并无十足把握。时隔半个多世纪,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就并不认同周说。在仔细搜寻相关书证后,他认为“章”乃指道教徒举行法事时上达章奏,“注”则指疾病,因而“章断注连者,谓上章以求断绝亡人之殃注复连也”。为了彻底批驳周氏,他着重探究“注连”的确切含义,首先发现《幽明录》中有“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的记载,“与颜氏所说正同,持以较日本之所谓注连,其事各别”;随后引录《抱朴子》“后子孙转相注易”以及《释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等内容,指出“注易即注连”,而“注病即今之传染病”。王氏另撰有《肘后方的贡献》(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提到葛洪《肘后方》中有“治尸注鬼注方”,得病者“累年积月,渐就顿滞,以至于死,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进一步证实“章断注连”是指“向天曹呈上章奏,请求送走家宅瘟神,断绝注连祸殃耳”。周作人的大胆猜测,至此才终被判定并不足取。
周作人在《〈颜氏家训〉》中还特别指出,由于作者屡经丧乱,故“积其一身数十年患难之经验,成此二十篇书以为子孙后车,其要旨不外慎言检迹,正是当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之意也。但是这也何足为病呢,别人的书所说无非也只是怎样苟全性命于治世而已,近来有识者高唱学问易主赶快投降,似乎也是这一路的意思罢”。对个别词句的误解毕竟无伤大雅,而且经过后来者的不懈努力,终究能够寻得正解;而这番对全书旨趣的解读虽属正解,但在特定时局下过分强调渲染,却不免误人惑世,某种程度上又未尝不可谓之误解。此时距他落水附逆还有数年,但其最终接受伪职似乎也能从此捕捉到些许蛛丝马迹。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周作人写过一篇《文坛之外》(收入《立春以前》),感慨道:“我的理想是颜之推的《家训》,但是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已。”尽管时异势殊,对颜氏的遭际却感同身受而欲加以仿效,此前标举的“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不啻为替自己所作的辩解。
与周作人的推崇倾慕截然相反,鲁迅对《颜氏家训》并无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写的《扑空》(收入《准风月谈》)中对“颜氏的渡世法”多有讥评,认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这显然是借题发挥,反对将颜氏迫不得已的无奈抉择转化为心安理得的生存技巧。文章直接针对的虽然是正向年轻人推荐《颜氏家训》的施蛰存,但也着重声明:“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对乃弟的志趣喜好,鲁迅无疑知之甚深,所谓“时代思潮的一部”是否包括业已和自己形同陌路的周作人在内呢?其中颇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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