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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九歌》创作时间考

作者:徐志啸 录入:ql 来源:光明日报 2017-08-11 10:43:37 

  历来学者对《九歌》作于何时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不一时”说与“一时”说两大类。所谓“不一时”说,即《九歌》十一篇,分别作于不同的时间,并非同一时间的产物。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余论》认为:“《九歌》不知作于何时,其为数十一篇,或亦未必同时所作也。”在持“不一时”说者看来,《九歌》作于何时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值得追究的问题,他们认为,《九歌》十一篇很可能分别作于不同的时间,而后由后人辑录而成,持这种看法的,人数较少,除蒋骥外,近人钱穆也是其一。而持“一时”说的,相对就比较多了。所谓“一时”说,即《九歌》十一篇乃是作者写于同一时间的作品,至于什么时间,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放逐说,即顷襄王时期。此说最早的创始人是东汉王逸,他在《楚辞章句》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忧怀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随后赞同附和者,有朱熹(《楚辞集注》)、戴震(《屈原赋注》)、刘梦鹏(《屈子章句》)等。他们都认为,《九歌》乃作于顷襄王时,其时,屈原被放逐于江南,见闻民间祭祀歌舞而创作《九歌》。清人王夫之《楚辞通释》也赞同放逐说,但他的看法与王逸略有差异,他认为:“《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逮后顷襄信谗,徙原于沅湘,则原忧愈迫,且将自沉,也无闲心及此矣。”

  其二,承怀王命说,即怀王十七年。此说由马其昶《屈赋微》提出,他说:“何焯曰:《汉志》载谷永之言云: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则屈子盖因事以纳忠,故寓讽谏之词,异乎寻常史巫所陈也。其昶案:怀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则《九歌》之作,必原承怀王命而作也,推其时当在《离骚》前。”赞同此说的,有今人孙常叙、孙作云等人。

  其三,早期说,即屈原早年得志之时。持此说者为郭沫若,他在《屈原研究》中说:“据我的看法,《九歌》应该还是屈原的作品,当作于他早年得志的时分,而不是在被放逐之后。”他在《屈原赋今译》中还说:“由歌辞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

  对于《九歌》创作时间的讨论,不能脱离屈原本人的身世经历和《九歌》作品本身的内证。

  屈原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年得志时期,中年任三闾大夫时期,晚年遭放逐时期。早年得志时期,他任怀王左徒,深得怀王信任,出入朝廷,应对诸侯,志满意得;晚年遭放逐时期,远离朝廷和京都,惆怅失望,悲愤郁闷,乃至最终自投汨罗江,以殉理想。这两个时期,屈原不太可能有条件与祭祀歌舞发生直接关系。即便流放时期,在流放过程中有机会目睹民间祭祀,他也不太可能有心绪拿起笔来,写作富有浓郁抒情意味的《九歌》。特别是早年得志时期,很难想象,他会写出如《国殇》般祭奠感怀阵亡将士的气壮山河的篇章。屈原一生中,最可能与祭祀歌舞发生关系的时间,应该是他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即中年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他执掌三闾大夫一职,完全有机会与宫廷及民间的祭祀发生关系,也最可能直接参与祭祀歌舞的文学创作。王逸《楚辞章句》谓:“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此三闾大夫一职,《七国考》卷一楚职官三闾大夫条(补)引吴永章《楚官考》云:“三闾大夫职掌王之宗族,与周的春官宗伯和秦的宗正类。”又,《周礼·春官·宗伯》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而秦的宗正,即宗祝,《国语·楚语》注云:“宗主祭祀,祝主祝辞。”容庚释曰:“宗祝,告神之官,亦作祝宗。”这说明,楚之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并兼祭祀祝辞之职。这无疑告诉我们,《九歌》的写作很可能在屈原任三闾大夫时期。

  《九歌》十一篇中,《东皇太一》篇告诉我们,其创作的季节大约在春天,因为东皇太一在诗篇中所展示的形象,乃是春神,其祭祀的时令,应该在春季。其他篇章,最能表明创作具体时间的,应该是最后一篇《国殇》,因为《国殇》篇的写作,毫无疑问是为了祭祀那些为楚国英勇奋战牺牲在疆场的将士们。全篇讴歌他们的誓死不屈,颂扬他们热爱楚国的伟大精神,告慰他们为国为民捐躯的崇高英灵。这一定是屈原闻悉楚国将士在前线英勇奋战牺牲后,在朝廷举行的国家祭礼上,作为职掌祭礼的官员,亲自参与了祭祀歌舞的创作,从而诞生了这篇将神、鬼、人三者融合,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那么,这篇《国殇》最可能写于何时呢?

  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于怀王十八年出使齐国,当年返回后任三闾大夫,而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军大败楚军于丹阳、蓝田,此即著名的丹阳战役和蓝田战役,这两场战役,使楚军受到重创,是楚国历史上蒙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史记·楚世家》记载:“斩甲士八万,虏我(楚)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紧接着蓝田一战,楚又大败。这两场战役,大大刺激了楚国上下,楚国为此悼念死亡将士,祭奠他们的亡灵,举行有楚国君主亲自参加的国祭,完全有可能。而怀王十八年屈原正好返回楚国,任职三闾大夫,掌祭祀,从而撰写包括《国殇》《礼魂》在内的《九歌》,完全合乎情理,在时间上也允许。因此,《九歌》应该写于怀王十九年的春天——十七年大战失败,十八年屈原返楚任三闾大夫,十九年春,楚国朝廷举行隆重国祭,屈原写成《九歌》。也就是说,上文所引三种创作《九歌》的说法,第二种承怀王命说,相对比较合理,但在具体时间上略有差异,怀王十七年固然是楚军大败于秦军,但其时屈原尚未任三闾大夫,职责范围决定他还不可能参与国家朝廷的祭祀,怀王十八年由齐返楚任三闾大夫,而后楚国举行国家级盛大祭祀仪式,屈原具体参与,甚至主持,都在情理之中,《九歌》的诞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因此,《九歌》确是屈原在其中年时任职三闾大夫期间,为楚国的国祭写下的祭祀之歌,其祭祀的对象,乃是秦楚大战中为国捐躯的楚英勇将士。他将楚民祈祷上天诸神的颂歌,与讴歌楚国将士英灵高度融合,纵情歌颂将士们的英灵豪气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其写作时间,应该在怀王十九年春。

  (作者:徐志啸,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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