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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

编辑:顾钧 录入:qry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3-01-30 09:41:09 

    《广东方言读本》(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是美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汉语教材,也是在中国写作完成的第一本练习广东方言的实用手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该教材尚无固定的中文译名,日本学者曾使用《广东语模范文章注释》、《广东语句选》等译名,恐怕还是称为《广东方言读本》比较合适。

    《读本》的主编者裨治文(E. C. Bridgman)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于1830年初抵达广州。早在1835年,他就有意要编写一本汉语教材,后于1837年开始动手,第二年完成。《广东方言读本》于1841年在澳门出版,大8开本,693页,是美国人有史以来最早的汉语教材。

    为了表彰裨治文的这一大贡献,纽约大学在同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在裨治文之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因其编写的《华英字典》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神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817年。19世纪的传教士最早往往是凭借语言学的业绩而得到学界承认的。

    裨治文之所以要编写《读本》,是因为想学广东方言的外国人日渐增多,但自1828年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工具书出版,对这一方言的忽视显然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中外交流”(《前言》)。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读本》以简易语句的形式提供练习,每页分三列,分列英文、中文及拼音。试举两例:(1)Please sit down;请坐;Tsing tso;(2)A catkin is the silken flowers of a willow;柳絮柳之丝也;Lau sui lau chi sz ya。第一例选自第一篇第二章《习言》,第二例则选自第十四篇第一章《草木百体》。全书共分17篇,分别是:(1)习唐话;(2)身体;(3)亲谊;(4)人品;(5)日用;(6)贸易;(7)工艺;(8)工匠务;(9)耕农;(10)六艺;(11)数学;(12)地理志;(13)石论;(14)草木;(15)生物;(16)医学;(17)王制。作者的意图不仅在于帮助读者学习广东口语,也在于帮助他们获得有关中国的各类信息,将语言的学习和知识的学习结合起来。

    马礼逊的《广东省土话字汇》虽然名为“字汇”,但最后一部分已经提供了一些句子,《读本》可以说是这一部分的扩大和补充。与前书相比,《读本》篇目的设置更贴近日常生活,例句也更为丰富和精当。《读本》的出现无疑为外国人学习广东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1829年10月裨治文离开美国前,传教会给了他若干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精神都很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传教会的指示中担心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应该就是指此而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直到1844年才得以改变,中美《望厦条约》中约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裨治文是《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的主要翻译,其时他已经来华十多年,但据中方人员的看法,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仍十分有限,“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1844年是马礼逊去世十周年,这位最早的汉语教师晚年的境遇不佳,估计去世前几年能够用来指导裨治文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多年来裨治文主要是通过马礼逊编写的工具书——特别是《华英字典》——来学习汉语,口语不佳也就很难求全责备了。经过多年的学习,裨治文的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1836年他用中文独立撰写了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就是明证。

    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这几种: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马礼逊的著作了。通过一种外语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象。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对欧洲大陆语言并不陌生,但通过英汉对照的教材来学习汉语无疑更为方便。

    美国汉学要想赶上欧洲大陆和英国,首先要在汉语的掌握上下工夫。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截止到184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总共是112人,其中英国35人,而美国是73人。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裨治文编写的《读本》。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传教工作很难开展,裨治文于是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 W. C. 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1832年5月,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四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 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在澳门运行的八年当中,印刷所的任务除了《中国丛报》之外,主要是刊印了包括《读本》在内的几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能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 J. 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属于东印度公司,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美国人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美方。

    《读本》是澳门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作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读本》的编写和印刷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都是在澳门一地完成的,所以没有经历《福建土话字典》那样的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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