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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先生 阅读杨绛

编辑:葛亮亮 录入:qry 来源:人民日报 2016-06-03 13:00:16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读书苦乐》

  杨绛先生走了,人间再无“我们仨”。

  先生的一生跨越一个世纪,历经沉浮沧桑,然而她却始终以轻盈的姿态来承担生命的沉重;她居于精神的“高处”,却以“不争”的品格寻“平处”而居;她的文字朴素平实,却又隽永风趣,哀而不伤,满载着“走在人生边上”的智慧、豁达和俏皮。

  杨绛先生曾将读书比作“隐身”的串门儿,不必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打扰主人。所以,我们选择将她的文字连缀成报道,以这种“隐身”的方式读懂先生的一生。

  先生生前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与另外两个人团聚。请允许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不舍。

  ——编 者

  亲与情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国与民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亿万“我们”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文与译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全部文章经整理,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因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1987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与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生实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人需要锻炼。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粹,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难为人上人。”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要本的要求。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本报记者葛亮亮整理自《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小传】

  杨季康,笔名杨绛,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35年与钱锺书喜结连理。曾创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剧本,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高水平译作,著有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隐身衣》等。晚年仍笔耕不辍,以90余岁高龄创作了随笔《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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