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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纵化大浪,事不避难

编辑:徐伟 录入:qry 来源:凤凰周刊 2014-09-12 11:46:28 

    导读: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

    2014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北大考察,其中一项重要行程,是拜访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会见过程,87岁的汤先生伫立门前等候,习近平“快步迎上”与其握手;谈话间,习近平向其询问了《儒藏》的编纂情况,并赞扬其为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会谈结束后,习近平牵着老先生的手出门,全程给予极高礼遇。

    汤一介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乃国学大师汤用彤之子。与父亲一样,他对中国儒学、道教、佛教皆有精深研究,不但自身著述丰硕,享誉海内外,还牵头编纂《中国佛教史》《儒藏》等大型丛书,是大陆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而就在最近,他的十卷本《汤一介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但他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活力。甚至在76岁高龄,还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他说完成《儒藏》是他的“梦想”。

    对于人们献上的“国学大师”桂冠,他总是敬谢不敏,甚至连“哲学家”的称号、都不敢贸然接受,他认为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并非“聪明人”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是汤用彤教授自美国留学归来5年后出生的孩子。按照族谱排序,当属“一”字辈。汤家乃湖北黄梅县的读书世家,汤用彤希望儿子也能做一个读书人,遂取名为“一介书生”的“一介”。

    自汤用彤曾祖父正谊公起,汤家便以诗书传世。正谊公培养出三位进士,其中一位便是汤用彤之父汤霖。汤霖做过几任知县,将两个儿子汤用彬、汤用彤皆送进新式学堂,汤用彬后来身居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之职,而汤用彤则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后成一代国学大师。

    汤一介出生那年,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后,汤用彤调至南京中央大学,一岁的汤一介随父母来到南京。3年后,汤用彤应胡适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做研究教授,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汤家经济实力颇为“雄厚”,汤霖曾拿过清廷俸禄,两个儿子在北平皆有体面工作,加上汤霖之妻梁夫人精明能干,善于理财,不仅在北平东城区购置了一处拥有50多间房子的三层大院,还在湖北老家购置了田产和别墅小楼。富裕的家境与汤用彤给予的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汤一介的童年可谓无忧无虑。

    由于身上流淌着读书世家的血液,汤一介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古典小说,并喜欢上唐宋诗词,但欢乐无忧的童年被日本侵华战争给打断了。卢沟桥事变后,汤家的生活逐渐蒙上阴影,本应该挑起大梁的汤用彬却投身北平伪政府,而汤用彤一家则随北大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

    当时兵分两路,汤用彤带着大儿子汤一雄先到了昆明,汤夫人则带着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以及邓以哲教授的两个孩子邓仲先和邓稼先,走海路辗转上海、香港和越南才到了昆明。这一年,汤一介12岁,为此,他的小学六年级没有念完,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
到昆明后,他直接跳到初一,进入西南联大附中,没想到1年后,因为学习不用功,竟被留级一年。后来为了转到重庆南开中学,又从初二直接跳到了高一,结果“悲剧”重演,一年后,曾经在班上数学考试排名第一的汤一介,代数考试不及格,又留级了一次。

    两次跳级,让他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毕业文凭,他后来回忆道,“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的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了第一流成绩的人。”

    父辈的旗帜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在西南联大期间,先任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子从父业,汤一介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似乎理所当然。

    在西南联大,汤一介经常看到父亲与冯友兰、金岳霖、钱穆、闻一多、贺麟等著名学者讨论问题。当时,汤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尼姑庵的正殿同时租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所的许多书籍都存放于殿内,许多教授在此读书学习,个子矮小的汤一介也置身其中。

    在这些父辈学者营造的读书氛围中,年少的汤一介耳濡目染,对读书做学问产生了兴趣。同时,汤用彤教授对古诗文的热爱,也熏陶了汤一介,他常教儿女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汤用彤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受父亲影响,汤一介也对陶渊明喜爱有加,此后数十年,陶渊明的诗词仍然是汤一介的最爱。

    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总会发出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五柳先生传》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亦被汤一介当作自己的读书观。

    1945年,从重庆回到昆明后,汤一介进入了父亲为他联系的西南联大先修班。汤用彤担心只上过高一的儿子学不好先修班的课程,便给他安排了中国文史和英文课程的补习,为他找来了《史记》《汉书》,要求汤一介读懂读透。同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之补习英语。

    在经历了留级的“屈辱”之后,此时的汤一介开始发奋阅读,读书范围不仅包括各种小说,也包括一些文史专业书籍。汤用彤对其悉心引导,他将钱穆先生所著《国史大纲》交到汤一介手里,并叮嘱道,“这是钱伯伯的《国史大纲》,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会对你有用的。”

    汤一介被《国史大纲》深深吸引,并深受其影响,他后来如此评价,“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读完《国史大纲》,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典哲学著作后,汤一介又对佛书产生了兴趣。汤用彤收藏的佛典虽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但家里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汤一介向其讨要《妙法莲华经》,汤用彤担心他读不懂,便找来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给他看,想让他先把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弄懂,再来读佛书。然而,这本书对当时的汤一介而言,还是太过深奥,他只得一次次向父亲请教,汤用彤也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

    在那段时间里,除了这些专业的史书、佛书以外,汤一介还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亨》以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作品,与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常让汤一介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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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不开的北大

    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邀请汤用彤参与协助北大复校工作。次年夏,汤用彤携妻儿老小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再次年,汤一介从北大先修班正式步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少为人知的是,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曾因读《西行漫记》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国共内战时期,他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并积极学习《反杜林论》等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后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准备撤离大陆,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接走一批著名学者教授,汤用彤先生亦在被接走的名单之列。但临走前,他把机票给了别人,与冯友兰、贺麟等人选择留在北大。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不得不说汤一介的政治倾向影响了汤用彤夫妇的选择。

    1949年11月,中共建政没多久,汤一介便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他又被选为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组织委员。在这里,汤一介结识了后来伴随他一生的妻子乐黛云。乐黛云同样是才华横溢,时任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后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他们俩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1952年结为夫妻。
    两个追求“革命”的理想青年,办的婚礼也“反传统”,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更让人大为吃惊的是,这位新娘竟在婚礼上讲,“我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后来乐黛云回忆,“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汤一介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以及一些苏联文学作品。1951年,毕业前夕,他被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党校领导对其委以重任,留在党校给学生讲中共党史,后又讲马列主义哲学。五年间,他讲的课程很受欢迎,党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中央党校,他却一直想回到北大,继续自己的哲学家梦。

    1956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大,并开始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翌年,汤用彤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从此,汤一介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运动”中见真情

    此时,乐黛云担任北大中文系教员党总支书记,1958年初,反右运动接近尾声之际,乐黛云被划成了“右派”,而且是“潜伏最深的极右派”。北大对其作出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立即下乡监督劳动的处罚。

    对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而言,这如同晴天霹雳,这样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汤一介认为一定是搞错了,“这样把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打成‘右派’,是对党和国家的不负责”,于是他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打电话,说他们搞错了,没想到反而被告状到哲学系党总支,说他跟“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但这个处分丝毫没有改变汤一介对乐黛云的看法。乐黛云被下放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山中“监督改造”4年,汤一介坚持每个星期给她写一封信,并在信封上赫然写下“乐黛云同志收”。对这样一个“阶级敌人”称“同志”,表达的是他对妻子的坚定信任与支持,结果他的这种“执迷不悟”,招致了更为严厉的批判。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哲学系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镇,尤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常受到中央高层直接关注。在中苏关系破裂之际,汤一介积极参加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没能逃过文革劫难。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其他6位教师联合撰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轰北大校领导和北京市大学部。北大的大批领导干部与知名教授被打成“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汤一介也被造反派挂上“黑帮分子汤一介”的牌子,站在北大校长陆平旁边“陪斗”。
这位入党17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毛著的中年学者,与冯友兰等人一起,三天两头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他深挖思想根源,却始终弄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在那段被批斗的日子里,乐黛云始终对其不离不弃,并没有划清界限或提出离婚,而是天天守候被批斗的丈夫归来。

    1969年夏天,“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汤一介夫妇先是送走了15岁的女儿汤丹到北大荒插队,后又带着儿子汤双与北大2000多名教职工一起,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一年后,被一致认为“改造最彻底”的汤一介,在鲤鱼洲的北大五七干校给工农兵大学生讲课,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后北大校园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北大教职工全部回到了学校。

    重焕学术活力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并在不久后评上副教授,这一年他已经53岁。他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因为各种折腾,自己白白浪费了大量时光,如今重新登上讲台,必须更为发奋努力,追回逝去的岁月。

    这一年,他开设的第一门课是《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到佛教跟道教的关系问题,难度可谓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读书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前上床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被他讲得有声有色。

    据他回忆,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最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他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

    他分析自己的课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努力摆脱教条主义,摆脱苏联哲学史教育的框框,以及1949年以来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我努力把教学与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

    后来,他又专门开设了“魏晋玄学”“中国早期道教史”“中国佛教资料选读”“般若婆罗蜜多心经”“唯识三十颂”等课程。汤一介走出政治运动的阴霾,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学术活力,他在80年代发表的系列文章与著作,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争鸣。

    1983年以前,汤一介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佛教和道家思想、魏晋玄学的关系问题,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1983年,汤一介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从此开始关注儒家学说,是年,他还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他提交了大会论文《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并作了发言。

    从此,汤一介成为国内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和萧父、庞朴等人发起主持了对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并在北大成立儒学研究院,这是中国第一个儒学研究基地,整理了9卷本的《中国儒学史》,为新儒学的发展研究做出了大量工作。

    他对当代儒学探讨最深切、收获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提出了“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和“内圣外王之道”三个问题。一般而言,学术界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超越性,而中国文化不具备超越性,而汤一介提出儒家哲学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指出中国文化除了“内在超越”的特性之外,也具有“外在超越”的资源。
此外,汤一介还在90年代末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并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提出批评,并发起了围绕“文明冲突”与“文明共存”展开国际间的“文明对话”。

    他自己也亲身垂范,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比如纽约“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汉堡“第19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美国圣迭戈“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并受邀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德国、荷兰等地讲学。

    他认为,“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这样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和别的国家相比,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儒藏》之梦

    晚年的汤一介依然无比忙碌。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2004年,由北大牵头,汤一介挂帅的《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浩大工程,此前,在儒道释三家中,只有道家的《道藏》与佛教的《佛藏》,而儒家没有自己的总丛书。

    据公开资料显示,《儒藏》预计耗资1.52亿元,将包括收入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约1.5亿字)和收入约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约10亿字)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子项目包括十卷本《中国儒学史》和《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丛书》百种。这一工程将使我们拥有一部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作为《儒藏》项目的提出者和总负责人,汤一介将《儒藏》视为自己最后的梦想。一向谦虚低调的他,竟也说下豪言壮语,“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我的标准是,我编了《儒藏》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

    在汤一介身上,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祖父汤霖传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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