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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的故事:临汾攻坚战

编辑:史怀壁(原任民政部副部长) 录入:cl 来源: 2016-10-19 10:28:46 

  临汾是晋南的古城。传说中尧帝曾在这里建都,城南的尧庙宫就是后人为纪念尧帝而修造的。临汾的城地非常坚固,城墙地基厚60多米,城墙上面可并开两辆卡车。临汾西靠汾河,东临同蒲铁路,北面、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易守难攻,是南同蒲铁路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8年 2月,驻守临汾的敌军,计有阎军两万多人,国民党中央军三千多人,统由阎军首领梁培璜指挥,负隅顽抗。他们曾扬言“临汾牢不可破”。阎锡山亦数次电告梁培璜“死守临汾”,“不得放弃”,大有与我军继续较量、长期固守之势。
  我军1945年在上党大捷消灭阎军六万余人之后,阎军对其孤军守城,心有余悸,对我围攻、攻城、打援一套战术非常恐惧。阎锡山曾说“上党惨败,出乎预料”。1948年初,我军集中了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近十万人包围了临汾。部队由徐向前任司令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我军专门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任司令员,我任副司令员(我当时的行政职务是临汾专员公署专员),为攻克临汾做好物资准备。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调集了充足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一切准备落实后,徐向前司令员召开了团以上的指挥员会议,亲自动员、部署。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我们是十万对三万,占绝对优势;其次讲了临汾之敌被我军包围日久,物资供应不足,粮食、弹药除用飞机空投外,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最后分析了我军大兵压境,敌军士气不振,守孤城并无信心,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军矛盾很深。徐向前司令员强调指出;“我们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攻克临汾是有把握的,大家必须具有坚强的信心和毫不松懈的战斗意志。”
  进攻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仔细地观察并分析了地形:城西边是汾河,不好用兵;南面和北面是平原,无掩护物;东面是同蒲铁路,有临汾车站和站内的几十节破车皮可作为掩护,我军在隐蔽下好运动兵力,最后决定先攻东关。而临汾守敌也非常清楚,如果东关失守,临汾城即失掉屏障,势难防御。因此敌人亦把东关作为防御重点,增兵加防,这样攻打东关就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我们出动了约一万人的兵力,先用大炮把东城打了好几个缺口,敌人立即集中兵力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住缺口,使我军不能进兵。不得已,我军将士在炮火掩护下,猛攻东关,伤亡二百余人,东关未克。这时,有些指挥员思想动摇,想改变主攻方向。为此,徐向前司令员专门召集了团以上指挥员会议,强调指出:“不能改变主攻方向,必须拿下东关,这是攻城的关键,绝不能因为有牺牲而畏缩不前,这是军事上不能允许的。”经动员后,指挥员们重新组织了兵力,用密集的炮火压住了敌人,炸开东关城墙数处,东关遂被我军攻克。
  攻克东关之后,根据城墙高而厚的特点,不宜再采取登云梯攻城的战术。用炮火把几十米厚的城墙打开缺口并不容易,使用炸药又很难接近城墙。据此,徐向前司令员当机立断,指示部队在东关挖坑道,用地道直迫城墙底下,然后在城墙底下堆积大量炸药,用这个办法炸开城墙。挖地道必须隐蔽,要做到隐蔽,就要有足够的掩护物。当时计算,必须筹集十万块门板。徐向前司令员命令后勤司令部,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筹集门板的重任,以应攻城挖壕的急需。裴丽生和我星夜召集临汾专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开会,做了紧急动员。动员群众献出十万块门板,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群众思想有顾虑,主要怕门板支援了战争,家中不安全,又怕战争结束后,门板取不回来。当时临汾县委书记张平反映了这种情况。裴丽生同志和我共同研究,决定对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并宣布政策如下:第一,门板一律用墨笔写上某县某区某村某人的姓名;第二,战争中门板如有损坏,由政府负担政策上给以照顾或适当赔偿,没损坏的,原物归主,不得乱拿。结果群众在一个星期内就献出门板12万块,集中运到临汾前线。因为有了足够的掩护物,我军将士仅用了十来天的时间,就把两条几十米的地道挖到了城墙的正中,并在地道内安放了足量的炸药。一切准备就绪后,徐向前司令员决定在1948年 5月17日下午爆破攻城。爆破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详细询问了攻城的准备情况,知道一切准备就绪。
  5月17日下午,徐向前司令员约任白戈、裴丽生和我到总指挥部所在地——东山山头,看破城信号。这里距临汾城五华里,不用望远镜都可以看清临汾城墙和我军的活动。三时整,我军阵地上空先升起照明弹、信号弹,接着就是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古老的、高厚的、所谓牢不可破的临汾城墙被炸开约60多米的缺口,我攻城部队一拥而入,许多敌人被埋葬在城墙之下,一部分敌人从西门突围渡汾河逃窜,被我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吕梁军区阻击部队全部俘虏,敌军总指挥梁培璜束手就擒。至此,临汾战役胜利结束。
  在临汾战役中,广大群众积极参战,附近各县农村,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全部贡献给了临汾战役,真正是夜不闭户,在此期间竟没有一家丢失东西。群众不仅动员了大量的物资,同时亦出动了巨大的人力,当时我们动员了四万名民兵、民工直接参战,抬担架、运伤员,运输炸药、粮食等物品。战争结束后,群众献出的门板,有70%未损坏,归还了原主;有30%损坏,作了适当赔偿。战士们对群众支援的物资都十分爱护。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兵,知道群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主要是由于我军广大指战员指挥有方,英勇善战外,也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分不开的。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这一名言。
  在临汾战役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徐向前司令员在东山指挥部召开了作战指挥员和后勤司令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着重指出我军进城后,必须严明纪律,不住民房,不进民屋,除少数部队在城内维持秩序外,大军全部撤到城外,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后勤司令部统一管理和分配,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均不得私拿战利品,违者以军法论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临汾后不准农民到城里抓逃亡地主,不准破坏工商业。会议要求,以上几点必须迅速地传达到我军全体将土,严格执行。
  临汾城内的工商业者、逃亡地主、山西第三师范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们,由于受了阎军的欺骗宣传,说我们进城后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要杀掉知识分子。我军进城后,他们都十分恐慌,怕得要命。我们一方面制止了农民进城抓人的行动,向群众讲清中央不准破坏工商业,对有罪恶的地主要一步步地按政策处理的指示,使城市有良好的秩序,安定了人心。一方面召集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开了座谈会,讲政策谈形势,使他们安定下来。有几位化学教师在座谈会上当场控诉了阎军曾让他们制造毒气,杀害我军、毒害人民的罪行,揭发了存放毒品的地点。牛佩琮和我当即驱车将阎军制造毒气的物资取回,作为阎军制造毒气杀人的铁证,进行了展览和拍照。
 
徐向前元帅在临汾入城式上.jpg
徐向前元帅在临汾入城式上
 
(摘自《阳光下的山西》,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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