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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智敏:无处不在的变革(一)

作者:蔡智敏 录入:cqq 来源: 2017-06-30 10:43:20 

   怎样来观察和描述生活中发生的变革,这其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出发,注目于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来说明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但仔细想来,这种重大的事件也未必就能真正提示变革的实际程度和结果。倒是这事件本身极有可能是一种潜藏已久的变革要求的结果,它本身未必就是变革的起点。因为一当变革的强烈愿望在人民之中酝酿之时,生活的变革实际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因为人们已经在用自己的思想推动生活向变革的方向前进。只不过这时的变革还是生活的潜流,而不是奔腾的激浪,所以我们总是容易忽略这种已经发生的涌动。而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则是这种生活的潮流到达一定程度后,激起的巨大浪花。它在生活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而也容易被人们当作变革的起点。研究这些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观察和描述生活的变革。比如,我们从个人自身相关的生活的出发,同样可以发现生活变革程度和具有的意义。因为说到底,社会的变革如果最终不是表现为每个个人的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并不是真正深刻的变革。在本文中,我正是想谈谈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生活的变迁。这或许正是一个纯个人的视角,但也许可以提示我们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当我确定了这样一个视角的时候,仍然面临一个问题:一切该从何说起呢?我必须找到一个逻辑顺序,才能将纷至沓来的念头归入行文的框架之中,因为生活本身毕竟是琐碎而复杂的,我不能简单地描述自己的经历,那并不足以说明时代的变革,虽然我个人的生活始终是与时代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我想要记述的是我看到的、想到的和我所经历的,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进行生活细节和印象的杂乱堆积。我于是想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那段著名的话:“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的话给了我启示:吃,穿,住,行……所有这些最普通的生活需求,是一个普通人每天都面对的,而生活的变革——乃至整个社会基础的变革——正是从这些最普通的生活需求中,看得最为清楚。

  “民以食为天。”这大概是一句老掉牙的古话。“食色,性也。”这是亚圣孟子的话。吃,这个简单的字,却是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大问题。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次“易子相食”的时代,我没有进行过考究,不得而知。据说很不少。我自己出生于一九六○年,那就是一个没有饭吃的年头,说是“三年困难时期”,其实就是三年的大饥荒,饥荒发生的原因人所共知。现在常常看到一些文章,说那几年饿死的人以千万计,数字到底多少,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楚了。我们这个国家历来缺少准确的统计数字。(日本人不就是以数字不清楚为借口来否定南京大屠杀么?)但死了很多人大概是没有错的,因为亲历其事的很多人现在还在世,其中有的人身居高位,当不会信口胡说。我自己对于这次大饥荒自然是不可能有记忆了,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过,在我出生之后,也就是母亲“坐月子”的时候,家里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升荞麦面,就靠这一升荞麦面,母亲吃了九天,这就是她所享受到的特殊营养了。我没听说我们老家那时饿死过人,那就是说,我们老家在当时算是很好的地方了,所以才能找到一升荞麦面,我也才能靠这一升荞麦面产生的奶水活了下来。我小时候就听到过很多故事,说的是那时候怎样度过饥荒。一个小孩子因为在那时到邻居家偷了半块窝头,从此与邻家结了大仇,直到七十年代,在村里掌了点儿小权的那邻居还在找借口报复这个偷窃者,这报复我是亲眼目睹过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每年都在感受着饥饿的威胁。一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人家就会没有饭吃。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中就有人因实在忍受不了饥饿,提上篮子去外村讨饭。老师知道了这件事,也无可奈何。只是希望这些同学能回来上学,不要耽误功课。当然这与大饥荒时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的这些同学也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辍学。他们后来还是顺利地读到了小学毕业。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饥饿仍在时时威胁着我的乡亲们。有时候我会给年青人讲起我上中学时的生活。我们村因为村子小,没有初中,我的初中是在邻村上的。学校里有一个食堂,住校的教师和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都在这个食堂吃饭。老师和我们一样清苦。好在有一个大师傅给教师做一些新的饭。至于我们这十几个住校学生,所吃的东西每天都是固定不变的。早上是一个窝头就咸菜,中午和晚上仍然是一个窝头就一点儿咸菜,窝头是有数的,咸菜也是有数的,每三天回家拿一次饭,九个窝头,一灌头瓶咸菜。喝的水是馏饭时的熬锅水,只有回家时才可能吃到其它的饭,也都是高粱玉米之类的粗粮。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饮食结构。我们根本吃不到任何青菜,唯一可能吃到的是野菜。老家所有的野菜我都吃过。到现在我还常常给比我年轻同事们讲各种野菜的吃法。榆树叶,杨树叶,柳树叶,椿树叶(不是香椿),及各种野菜,是我们的美食。春天,我们和我们的老师一块儿到河滩上去菜杨树叶。老师告诉我们,杨树叶一定要在立夏以前吃,立夏以后就咬不动了。一大盆杨树叶是我们十几个十二三岁和孩子和四五个住校的老师一个星期的青菜,我们的校长也和我们一块吃野菜。在初中时代,我写的最好的一篇作文是一篇考试作文,(我六年级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开始搞“整顿”,那就是不久后又被“四人帮”批判的“教育回潮”,于是开始考试了)那题目也跟吃有关,叫《汽车送来了救灾粮》,我的作文很自然地回顾了我的家史,我的祖母因遭灾全家人都饿死了,她自己从内蒙被卖到山西,我爷爷当时给别人打工,问几个本家借了几块银元,从人贩子手里买回了当时只有二十七岁的奶奶,于是有了我们后来这一大家人。我随心所欲地说那是民国十八年的事,没有人关心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所讲的时间到底对不对,他们看到我的文章开头不错,结构也好,内容充实,衷心地感谢党,主题很正确,就给了我一个接近满分的分数。我现在也记得语文老师在教室里给同学念这篇作文时的情景。要是没有一九七二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没有我从小就有的对饥饿的恐惧感,以及我从小就听说的关于饥饿的故事,我是写不出那样的作文的。饥饿!这是多么巨大的主题!三十多年前,这几乎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经常要面对的主题。著名作家贾平凹写过很多小说,也写过很多散文,但他早年却是写诗出道的。我没有读过他的诗集,但偶然从一篇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首小诗,却记忆很深。这首诗的题目是《题三中全会以前》,内容如下:

  在中国

  每一个人遇着

  都在问

  “吃了?”

  正文四行,连题目二十一个字,这首诗实在够短的了。从艺术上说,除了特别简练,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奇特之处,但我读过一遍之后,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它。因为就是这区区二十一个字,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至少我小时候,人们相见时确实是这样问候的。这种问候方式已经有多少年了,不得而吃,也可能已经几千年了吧。今天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但仔细一想,就会觉得并不奇怪。吃,这生存的第一需要,当然应该成为问候的内容。成为生活的第一主题,成为大家每天都关心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今天的孩子,对于这个主题的感觉和认识当然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想到的常常是“肯德基”和“麦当劳”,当然也还有贫困的孩子,但对于大部分的中国孩子来说,吃饭已经不成问题。而有很多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减肥”。这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化。尽管这个变化看起来是这样平常,常常会被人忽略。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所拥有的耕地面积从人平均角度来说又很少,能够让大家有饭吃,不再为饥饿而发愁,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常在全国各地走动,因而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的饮食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普及和发展,现在,无论你走到南方还是北方,只要是在比较大的城市里,你都可以吃到南北东西各地不同风味的菜肴。近几年,地方风味尤受欢迎,各地的“农家乐”等形式的大小饭店,更是说明人们追求口味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吃,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很多成功的饭店开了很多连锁店,据说有的饭店甚至将美味佳肴作批量生产,供用各大饭店。这在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此繁荣的“吃的事业”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中国人真正有饭吃了,中国人不仅要吃饱,现在是要吃好,吃出品味来,吃出文化来。其实,我们中国人从来就很讲究吃,从孔夫子开始,我们就很认真地对待吃,研究吃,问题是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吃的原料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让十三亿人放心地吃饭。直到最近,我们的总理还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告诫,也是自信。

  说完了吃,自然会想到穿。如果说吃饭的方式显示着文明进化的程度的话,那穿衣本身就是文明进化的直接结果。从树叶兽皮到棉麻丝织品,再到今天举目可见的各种化纤织品,人类直接将文明的成果穿在自己的身上,也将社会的进步和贫富程度穿在自己身上。说到穿,每一个从这三十年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会清楚地感受到中国人的衣着色彩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我记得很清楚,在我小的时候,人们的衣裳很少是不补补钉的。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我们从小学会的一句重要的生活格言。过年的时候,孩子们穿的所谓新衣服,常常是旧衣服的布反过来做成的。如果一件衣服上打上一个新补丁,那也是很美的一件事。买布要用布票,即便是有钱,也不是随便可以买到布料的,至于买成衣,那几乎是不敢梦想的事情。我不能忘记的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在煤油灯下给我们几个孩子赶做新衣新鞋的情景。尽管那新衣新鞋都是千方百计凑合起来的,但那是我们一年的快乐!煤油灯小小的灯头散发出昏黄的光线,母亲一针一线地缝着,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夜晚,母亲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但她还是努力坚持着,一针一线!为了我们到大年初一的时候能够走出家门!在那时候,我家并不算是特别贫困的,因为父亲在供销社上班,每个月还能领到微薄的工资,还有多少孩子,过年也没有一件新衣服可穿。这件事看似平常,实际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近于残酷。以前我一直以为,孩子们对于美丑的感觉不如大人那么强烈,直到我自己也有了孩子,我才逐步明白,孩子们的爱美之心,比大人还要强烈。那是一种天然的爱心。当一个孩子看着别的孩子穿着非常整齐漂亮的衣服,而自己的衣服破破烂烂时,她或他的心肯定会有一种强烈的痛苦。即使他们装出不在乎的样子,他们的心里也在流泪。坚强的孩子也许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虚荣心,而不够坚强的孩子却会因此而丧失自尊。衣服!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御寒与装饰,它还联系着做人的尊严,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领导干部因公出国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助,是为“置装费”,用这笔钱可以买一身像样的西服。这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而付出的花费。今天的年青人可能已经不知道有这回事了。因为今天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出国,大可以穿上自己平常穿的最普通的衣服,你不会被人笑话,别国的人甚至还会认为你穿得很时尚。你走到世界各地的大商场里,随处可见的是中国人生产的衣服。绝不仅仅是衣服,中国人生产的商品摆满了西方各国的商店,这一点甚至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的不满。我们甚至在慨叹,到有的国家以后,甚至想买一件真正的洋货都很难。有的美国人甚至在做试验,想看看离开中国人的产品是否能很好地过日子,试验的结果是不能,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使用中国人生产的商品。至于国内的情况,更是变化巨大。我们到农村去,只要那地方不是特别贫困的地区,我们就很难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农村的姑娘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至于城市里,变化更是有目共睹。我至今都不能忘记一件小事。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去上海出差,回来的时候,从上海站上车。几乎每一个旅客都带了大包小包的衣服,硬卧车的行李架上、床铺下面、甚至于走道上,立即被大大小小的行李堆满了。一个山西旅客也扛着一个很大的行李卷,当他好不容易将那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之后,大声地长叹道:“可怜的山西人啊!”这声感叹我至今不能忘记,因为这声感叹道出的是较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及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别。今天的中国人不可能发出这样的慨叹了。那些年,当你出差的时候,妻子交给你的任务往往是捎衣服,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出差空闲,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大小商场,结果买来的衣服可能还是很不合适,妻子一边抱怨着你的眼力,一边还要想办法把你买来的新衣服穿在身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当我出差的时候,妻子常常告诫我,不要买衣服。我的同事也常常得到这样的告诫。因为在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城市,你都可以看到商店里摆满了各种各样品牌的衣服。你的妻子、女儿和儿子,或者你的双亲或其他老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尽情地挑选他们所喜欢的衣服。一个城市里的高中生身上,很可能从头到脚都是世界名牌。尽管你可能觉得衣服怪模怪样,鞋子笨头笨脑,它不符合你的审美标准,但你的儿子或女儿却会因为那些名牌而洋洋自得。他们走在大街上,也会有几分自信,几分得意。尽管你可能对这几分得意有些不满,因为他们身上的世界名牌可能并不属于中国,但你不必着急,一群对世界名牌感兴趣的孩子,肯定也会创造出中国的世界名牌!现在,中国的衣服摆满了世界各大商店,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孩子们创造的世界名牌也会摆满世界各大商店。因为中国人早已不再是一个需要“出国置装费”的国家。中国孩子的目光,已经在浏览整个世界。一群浏览世界的人,必然也将创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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